在那个动荡的年月，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这一事件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更对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它象征着林彪集团的彻底覆灭，众多将领因此受到了波及，部分被审视，部分被指责。与此同时，这事件也意味着冤屈中的将帅们逐步获得了复兴的机会。这一变迁对他们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洗礼，也是他们重归舞台的起点。

在七二年寒冬之际，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书房中听取了周总理的汇报，内心深感震撼。原来，文革期间林彪集团竟涉及如此多的干部将领。经过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党中央决定让一批共计175名的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这些老干部拥有丰富经验，将再次为国家的建设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

这项工作刚刚起步，便遭遇重重困难。各大军区对老将军们的复出表现出一致的支持和拥护，但在后续为他们安排岗位时，却纷纷婉拒。面对此局面，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解决。他如何巧妙地说服各大军区？周总理直接与各军区领导沟通，深入了解他们的顾虑和想法。他通过务实的态度和专业的话语，向各大军区解释了老将军们复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强调了老将军们的丰富经验和战略眼光，对军队建设的巨大价值。同时，他也听取了各军区的意见，对新的工作岗位安排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周总理的诚恳和专业赢得了各大军区的信任和尊重，最终成功说服了他们接受老将军们的复出。

故事起源于复职老干部的时期，总政治部主任田维新与周总理共同担当此重任。虽然周总理年事已高，已逾七十有四，但复职的初步事务便交由田维新处理。为了不错失任何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将军，田维新不惜花费数月时间，四处奔波，逐户拜访这些曾在战争年代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们。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因种种原因被隐于幕后，居家安闲。

周总理与田维新深入探讨了干部复员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必须确立明确的方针和策略以避免潜在的问题。周总理与毛主席的意见统一，对于给老干部复员，应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则。这意味着应该先安排职位较高的老干部复员。这些老干部因其较高的地位和威望，复员工作的推进相对更为顺畅。

田维新开始着手处理名单上的首要任务，首要解决的是因动荡时期被迫离开岗位的上将陈再道和中将钟汉华的复员问题。他决定首先处理这两位将领的复员事宜。

田维新穿梭于各大军区之间，联络感情，寻求合作。各军区对这位老将军的到访报以热情的回应，态度更是推崇备至。然而，他们所给予的回复仿佛是例行公事般的公式化，要么说人员已饱和，要么表示没有相应的空缺职位。田维新顿时明白，这些军区并非真的没有空间来接受新的人才，他们的言辞更像是一种婉转的拒绝。见此情形，他立即将这一困境上报给了主席和周总理。

周总理沉吟片刻后开口，确实存在安排上的难题。当前大部分军区司令都是这些老将军一手带出来的部下，让他们为这些威望颇高的老将军安排岗位，无疑会让现役干部感到为难。老将军们的声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们复员过程中的一大挑战。

周总理沉默片刻后，对田维新做出了决策：“暂时先安排陈再道将军担任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务，让他重返工作岗位。与此同时，通知韩先楚将军，请陈再道将军担任他的上将副司令职务。”

韩先楚果断地接受了邀请，热情欢迎陈再道将军加入他的团队。他负责安排了三位上将，包括陈再道、王建安和李志民，在福州安顿下来。韩先楚亲自下令，要确保这些资深干部的生活无忧，他们虽已年过六旬，但仍需精心照料，只需安排一些适合他们的工作即可。韩先楚经常与这些老将军交流，虚心学习他们的丰富经验。他对这些老干部的待遇如同对待在职的高级将领一般。

周总理细心考量，对各老将军过往职责与现今各军区人事布局进行重新梳理，精确调整职务分配。钟汉华被安排至广州军区担任副政委；杨勇则被派往沈阳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吴克华则被赋予重任，既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也前往成都执掌大局。历时一年有余，周总理安排妥善，全军175位将领名誉得以恢复，全数重返领导岗位。此次安排充分展示了周总理的智谋与胆识，象征着冤屈得以昭雪，更预示了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在那个特殊时期，即便周总理已是74岁高龄，身体欠安，却依然心系国家和人民，不懈操劳。这种深厚的民国情，也是我们始终怀念总理的核心原因。